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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企业创新问题的探讨

浏览次数: 日期:2010年9月25日 08:45

  今天我主要就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2006年初,在国家科技大会闭幕之后,人们都在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各个区域、各个企业也都在研究创新的话题。但是今年,似乎这个话题不如股市的“神话”更热了,短期看,在股市赚钱比搞创新来的更快。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讲过,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阶段的环境是引导人们通过创新去创造财富,那么这个环境是一个好的环境,反之可能就会去研究如何寻租。如果我们的创新体制、环境建设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一些企业也不得不把创新停留在口号上,然后自己做短期能挣钱的事。真要如此,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的会离我们的现实越来越远。

  一、企业自主创新迫切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

  围绕创新的话题很多,既有宏观环境的、外部环境的,也有企业自身的。完全讲宏观环境不讲自身问题也不行,无助于企业的创新。但是光讲自身的问题,不讲宏观环境也不行。改革开放进入到攻坚阶段,实际上进入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人们相互博弈的过程,如果博弈的一方总不说话,给我们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也是不行的。因此,我觉得必须从两方面考虑问题,既要谈宏观环境应当如何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又要谈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企业都要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首先讲环境问题。现在确实有很多创新的环境政策需要研究,创新环境体系建设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目前最主要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国家科技大会上非常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还在强调这个问题,而且特别提到创新驱动问题。北京的后奥运时代,包括我们国家下一步宏观经济调控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靠什么?实际上就是靠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最重要的途径,是我们用了50年的代价才终于认识到,应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50年来都是按照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分工,企业就是生产车间,大院大所就是研发的主体,市场是国家计划的市场。经过了这么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20年之后,我认为最没有攻破的,或者说市场化最不够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行成全社会共同合力的创新途径问题。我们总是拿“神六”、“神五”这些项目说明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多么强,但是这不是创新体系的成功,是我们组织攻关攻克某一项技术领域的成功。以国家方式组织创新活动的成功不代表“以企业为主体”这样一种创新体系建设上的成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总结的经验是很多的。可以说联想、华为等都是佼佼者,但是对大多数企业来讲,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突破的问题。遗憾的是,全国科技大会之后,关于这样一个问题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做梦也想当创新主体,国家说要我们当主体了,我们太高兴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当不了主体,这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作为社会来讲,对企业是不是主体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共识。企业作为一个主体的角色,他确实也是一个什么是主体,当什么主体的问题。创新投资的主体、成果转化的主体、技术推广的主体,这确实是我们企业的主体责任,但是基础研究确实不是我们主体的责任。这个问题有待于形成一个共识。为什么共识很重要?50年来就是没有共识,就是大院大所搞出成果以后束之高阁。我们非常遗憾,今天我们干的还是大院大所束之高阁不愿意要的成果,我们求人家拿过来再产业化,这样的创新效率怎么能够形成创新型的国家,我们国家和韩国一年的创新投入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出了几个三星、LG这样的大型企业?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应该是环境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体系之路还很长,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理论探讨。

  第二个问题,关于技术转移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当中大家公认的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什么叫技术转移?跟刚才第一个话题有很大关系,50年代的技术转移在计划经济下是靠国家指定分配的,技术研究所搞出成果转给企业,但是这个技术怎么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企业,现在国家不管这件事了。这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觉得最伤心的事,我们交了那么多税,变成了国家的财政投入,国家财政投入给了大院大所,他们不是在做基础研究,他们在做应用研究,跟我们干的事是一样的,他们小部门的利益、小课题的应用研究挣那些钱,然后跟我们竞争,目前确实体系上就是这样的。这样一种分工,或者这样一种技术转移的状态,我们现在不是有合力,而是分力。基础性的研究我认为这种状态是存在的,应用技术研究拿来以后,我干完之后,必须得给它扔出去,不能把这个东西落手里。怎么传呢?我可以传给某些有转化能力的企业,甚至传到中介机构,必须最后让这个成果市场化,只有这样这种投入才真正有意义。

  这是创新的宏观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自己在有限的空间里谈创新、谈伟大的志向,那也只能是有限的。宏观环境这一类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包括税收,税收这个问题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有人讲我们很多企业不懂,国家有那么多的政策,你怎么不去做。国家出台一个增值税的政策就淡化了所有的其他政策。技术创新是增值,像我们时代公司,我们检测仪器一年一两个亿的收入,我交的所得税是2000多万,10:1。检测仪器就是纯利20%,我得拿出10%交增值税。国家在增值税这个问题上一直不肯给企业好政策,因为我们技术创新越高,我们的增值部分就越大,增值部分越大。增值越高增值税就越高,增值税越高国家拿走的越多,我们越没有创新动力。

  我多次提出增值税这个问题,后来总是在说增值税转型多么难。我提一个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税收体系不变,我们现在也不要别的政策,我们要“农民政策”。过去解决农民问题就是给中介机构补贴,温总理给了一个农民直补政策,你种多少地我就给你补多少钱。今天我们高新技术企业就要这个“农民政策”,我企业交多少增值税国家就按比例返给我多少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肯定了企业的创新,因为增值越高我肯定交的增值税越高,说明我的创新是有意义的。看看现在软件企业的利润是什么?就是增值税返还那部分,就是国家的税收政策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再谈创新想当主体的话,确实我们腰杆不是太硬,我们做梦都想当,但是确实我们当不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

  二、企业自身需要建设持续创新的机制

  从企业自身发展来讲,真让你当主体,环境都创造好了,你当得了当不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就算给你那么多钱,你能不能把这个钱用好,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不缺少一两个创新的产品,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就是靠一两个创新产品成功了,这是我们创新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都有创新的动力,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和欧美或者说和硅谷那些企业相比,确实差距还非常大,不仅仅在于我们创新视野上的差距,最主要的缺少一个企业内部持续创新的机制,这个机制不是仅仅指研发活动。作为企业来讲,能够建立持续创新的机制,不管在研发、在生产、在销售、在服务等等各个方面来讲,都应当有一种持续创新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很多企业中还没有成为自觉的行为,还是停留在一两个产品“一招鲜”的机会和过程中。如果作为20年的企业可能这样还凑合,但是作为百年企业,没有这种机制的建设,确实走不下去。这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国高速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市场发展的空间,但是大部分的企业产品还处于整个市场技术链条当中的中低端。很多企业在如何制定进一步发展战略上,如何进行创新方法的研究上、在创新活动的组织上、创新人才的培养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产学研的问题。

  我们曾经搞过一次调研,当时我们了解了911家企业,技术来源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我们列了九项,包括产学研,包括引进消化吸收,最后绝大部分中关村企业是自主研发,40%、50%的企业都有产学研的经历。既然那么多企业有产学研的经历,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因为我们搞引进不太现实,国有企业搞引进可能更多一点,民营企业没有那么大的资本。产学研对民营企业来讲是很好的一条途径,为什么没有把这条途径作为主要的呢?我们又列了九种选择,包括大学科研院所给的成果不成熟,大学科研院所看不起我们这点钱,或者他们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反正大学科研院所的问题占一半。还有就是企业的问题,企业没有转化能力,没有转化的资金,不会协调产学研当中利益机制的问题,不会协调和处理产学研当中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等等,我们又列了一堆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来自大院大所的问题是一半,来自企业的问题是一半,实际上都存在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作为企业来讲,闭门创新的现象还非常非常多。我曾经在一个演讲会上讲过,我想搞一个论坛,以大带小、形成创新链条,我找了中关村若干大的软件企业,找了中关村若干小的软件企业,论坛的初衷是通过以大带小形成一个创新的合力,结果没想到这个论坛变成一个辩论会。大企业都上去发言,我们非常愿意和小企业合作,我们也有很多项目来不及干,你登陆我们的网站,我们上面都有招标,一旦你们投我们的标,我们的资金比政府给的钱还快,表示真心愿意跟小企业合作的意愿,这是大企业的态度。几家小企业表示,任何一个大企业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培养他的竞争对手,任何一个小企业也不会永远当一个小企业,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站在大企业的肩膀上,把自己办大,这就是我们的路子。这就是我们的创新文化。确实我们有闭门创新的所谓的狭义的自主创新文化,我觉得这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伟大目标。

  现在作为我们很多企业来讲,对创新战略的认识确实欠缺很多。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活动非常多,最近组织了一个CTO俱乐部,企业总工程师的俱乐部,这些人是非常值得组织的。CTO这些人在企业又是技术大拿又是管理者,既有技术人员的特点,又有企业家的特点。我给这个俱乐部提了一个目标,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是140家,我想把他们都请来,好好地给我们讲讲跨国公司的研发管理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知识经验,再加上MBA培养了这方面的知识,但是真正给予CTO知识的培养确实不多,我也非常希望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研究。如果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国家能够拿出钱来培养一万个合格的CTO,最后的效果可能比你支持一两个项目要有意义得多。所以我现在下决心,联合北京市科协已经请了五家。我们很有收获,人家怎么搞研发管理,怎么搞创新,他们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的都是一样的,特别是研发环节当中很多很多管理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一家一家请,我准备把140家全请来,最后我们的收获可能会不小。看看人家进入中国怎么对你的市场进行策划、调研。调研用了什么手段,调研的结果怎么在内部形成一种头脑风暴法的讨论,每一个创新开发活动的每一个节点是用什么标准评估的,评估的什么东西等等,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借鉴。

  我觉得他们近距离地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对我们来讲收获是非常大的。我们缺少国际化创新的、研发的管理战略思路。我们很多企业都当过产品的领先者,但是领先者有领先者的战略,追随者有追随者的战略,我们有很多领先者也经常犯错误,当我们领先的时候,对我们的追随者从看不见到看不起到看不懂,最后被人家给甩了,这种结果非常非常多。领先者有领先者的战略,你怎么永远保持领先。我们总是在看不见、看不起上做文章,从来不去研究在产品不同的生命周期有那么多种创新活动,颠覆性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产品延伸的创新、服务的创新,各种差异化的创新,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种创新。

  最近我看了美国的一本书《公司进化论》,讲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如何持续创新,针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业阶段提出了36种方法。我们在创新的战略和创新机制选择上还缺少很多经验和知识、总结、提高。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去学习。当然追随者也有追随者的战略,你想当追随者有追随者的规则,你想当原创者有原创者的规则,你都要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使企业能够持续的创新。《公司进化论》这本书对大批量生产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小批量产品的创新活动也做了很多分析。比如在设计阶段,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企业它的创新方法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觉得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另外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最难的问题。年初温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钱老就提出了人才的问题。人是最主要的问题。作为企业也有国家的政策问题,也有企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国家政策,现在的两院院士97%在大院大所,3%在企业,特别是在大企业里。美国反而倒过来,80%多的院士是在企业,20%是在大院大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当然一方面说明企业确实可能不行,另外要好好研究院士的评价,两院院士的评选机制是不是存在问题。国家科技奖励政策能不能往企业方面倾斜?现在我们社会地位很低,在科技领域当中,在企业里面从事创新活动的、给国家贡献了那么多税收的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没有给他这样一种政治上的环境,或者说国家承认的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导向,精英都先进了大院大所,不行的再下海办企业,怎么解决我们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呢?

  我认为人才的培养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学研的问题主要薄弱的不是产,是学和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政策鼓励要把科研的成果跟企业结合,把优秀的人才输送到企业里去,有这样的鼓励政策,我们企业将来为主体才有可能。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论文至上。我曾经在多次研讨会上讲过,能不能改变一下评职称的体系。工科教授搞应用科学的,能不能不以他发表几篇文章为评价的标准,让他给我们把成果转化到企业里形成了三千万的产值约等于一篇一级学报的文章,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论文写在海洋上,这多好啊。

  作为我们企业来讲,确实自主创新、持续创新才是中关村企业的立足之本。我希望经过不断地研发、不断地创新,最后在中关村崛起一批一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摘金夺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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